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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子到皇帝:弱者是这样生存的

来源:网络 点击: 时间:2017-06-21

出局危险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的关键词是“礼仪”。这一年,编了26年、七易其稿的《皇明祖训》颁布了。《皇明祖训》实在是一部礼仪之法,“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这是《皇明祖训》颁布后,朱元璋对帝国礼仪和尊卑贵贱万世不易的一个训话。同年,《礼制集要》编成,朱元璋在这部书里对冠服、房屋、器皿等与礼仪相关的帝国琐事做了具体规定。

  当然洪武二十八年最实在的礼仪之举还不在这两部法案的颁布上,而在于两个人身份的确认──l7岁的朱高炽在这一年闰九月二十一日被册封为燕世子,小他两岁的弟弟、l5岁的朱高煦则被封为高阳王。这样的身份确认在洪武二十八年举行无疑是意味深长的:朱高炽被册封为燕世子,这意昧着他将是朱棣百年之后燕藩王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少年胖子朱高炽的洪武二十八年毫无疑问是阳光灿烂的,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对这个胖孙子的喜爱,这为朱高炽的人生加分不少。

  正所谓礼仪吉祥,一切温文尔雅。礼仪凶险,转瞬化掌为刀。具体到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身上,在尊长卑幼的礼仪规制下,他们命运的分野已是昭然若揭,毫无悬念可言。朱高炽的人生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接班,成为燕王,然后老去,死去。

  但是朱棣首先向命运说“不”了,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终于在北平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由此他和他儿子们的命运都进入了不确定期──每一个人都面临变局:或者成功或者成仁。具体到朱高炽身上,这个燕世子的前景或者美好得令人怦然心动── 一旦朱棣闹“革命”成功,坐上皇位,那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或者糟糕得无以复加──“革命”一旦失败,他和老爸都要一命呜呼。

  所以考验就此开始。建文元年,朱高炽21岁,胖得简直令人肃然起敬。在朱棣略带厌恶的斜视下,他领着差不多一万老弱残兵的预备役部队留守北平,开始了他平庸得无人看好的军旅生涯。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朱棣为什么要用略带厌恶的眼光看自己的这个嫡长子──因为他胖,而且平庸。和二儿子朱高煦相比,朱高炽几乎在各方面都呈现了一个弱势男人的所有缺点——他不仅胖,还天生行走困难,走路一跛一跛的,是个胖子兼跛子。朱棣很难想象,万一“革命”成功,他坐上了龙椅,朱高炽怎么办?他也跛着爬上龙椅,将一摊横肉堆在上面,然后露出一个捡漏之后无比灿烂自得的平庸的笑脸?那简直是无耻!令人难以想象,也让朱棣难以接受。所以在建文四年(1402年)的浦子口之战中,因为朱高煦率骑兵赶来表现突出,朱棣才会拍着他的背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这似乎是一种战术许诺,却未必不是朱棣在建文四年真实心态的流露。不错,朱元璋是立下嫡长子嗣位的规矩,但是人定胜天,多少规矩立下来就是要被废除的,这才叫改朝换代,一代新人换旧人。更何况朱棣最后坐上龙椅恰恰是对这个规矩的蔑视和反动。老子如此,儿子何尝不能破旧立新呢?

  因此,建文四年的朱高炽便面临着出局的危险。这位燕世子没有建功立业,而是留守后方,对新朝的贡献远不如生龙活虎的二弟朱高煦。那么,当永乐王朝的大钟敲响之时,他的命运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向呢?

   祭坛之上

  从建文四年朱棣即帝位开始,到永乐二年(1404年)止,朱高炽的人生进入了悬置期。他的世子位没有被废,但也并没被立为皇太子。换句话说,朱棣没有对他的命运进行评判,而是搁置起来,悬而不决。

  搁置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胶着。在朱高炽和朱高煦的能力拔河赛中,后者表现突出,令裁判员朱棣迟迟无法吹哨,以决胜负。

  首先,朱高煦能力超强,性格外向,有王者之气;

  其次,朱高煦相貌堂堂。一如朱棣,有王者之相;

  第三,朱棣自己不是嫡长子继位,急需朱高煦上位以补充说明情况;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朱棣在战时对二儿子朱高煦有过承诺,得天下后将传位于他,而朱高煦也的确表现突出,适合接棒。所谓君无戏言,朱棣骑虎难下。

  以上四点原因构成了朱高炽上位的致命威胁。的确,这威胁是致命的,因为朱高煦一旦上位,以其杀伐决断的个性,朱高炽很可能性命不保──一个弱者的生存困境,就此变得严重起来。

  当然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朱棣在立储问题上的暧昧或者说沉默给了百官们很大的想象空间。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等人开始上书力挺朱高煦为太子,理由是“靖难有功”,而这样的理由毫无疑问是胜过朱高炽守城之功的。舆论的力量打破了朱高炽和朱高煦能力拔河赛中的平衡关系,迫使朱棣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给出答案。

  终于,大明朝第四任皇帝的候选人名单在永乐二年四月甲戌(1404年5月l2日)揭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晋封汉王。朱棣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这个答案让朱高炽的命运似乎变得有惊无险了。

  但这一切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朱高炽从一个世子变身皇太子,迎来的却是父亲朱棣狐疑而审慎的目光,以及朱高煦不屑而仇视的眼神,甚至还包括三弟朱高燧蠢蠢欲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天朱高燧也被封为了赵王,要命的是他竟然也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感觉──由此朱高炽四面受敌,这一切其实都是父亲朱棣设的局。在反复权衡之后,朱棣虽然勉强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对他的考验却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是如何怀疑一切乃至打击一切的,而朱高煦和朱高燧也联起手来,千方百计地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朱高炽。朱高炽事实上是被推到了祭坛之上,从一个隐形目标成为一个非常明确和具体的公共打击对象。帝王之家,扭曲的父子、兄弟关系和权力蛋糕的切割纠结在一起,朱高炽真是如履薄冰,无法应招了。

  而他的忠实支持者、内阁学上解缙的非正常死亡则暗示了朱高炽的皇杈之路必定充满阴谋和血腥──他立在悬崖边上,虽然面对天堂,脚下却是深渊,是地狱。

   牺牲者解缙

  解缙是朱高炽的忠实支持者。这位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在他47年的人生道路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便是将朱高炽从世子的位置推到了皇太子的位置上,从而把两人的荣辱前程自然而然地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朱棣对其先宠后弃以及敲山震虎的特殊关照,则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他和朱高炽恩怨交集的父子关系。这对朱高炽来说,既是考验。又是警告。坐上龙椅事更多,哪怕他还没正式坐上去,仅仅是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存在着,炼狱便已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永乐五年之前的解缙是朱棣的宠臣。当方孝孺被诛十族之后,解缙成了永乐朝的新一代天下文宗。这是政治的需要,是朱棣对其恩遇的开始,当然也是解缙个人才华的体现。他擢侍读,值文渊阁,又进翰林学士兼右舂坊大学士──和胡广、杨士奇、杨荣等六人一起成为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而解缙尤得圣心。朱棣经常在半夜将其召入宫中密商政务,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朕,而朕不可一日无解缙。”恩宠可谓一时无两。

  其实,朱棣对解缙恩宠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立嗣问题上对后者的尊重。他在自己难以取舍的时候最终听取了解缙的意见,立朱高炽为皇太子,解缙对犹豫不决的朱棣如是说:“世于高敬仁孝,天下共知。夺长为乱道之行径。”或许在这样的时刻解缙看出了朱棣有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想法,他直接表明态度,希望朱棣以国事为重。显然,解缙的劝告或者说警告对朱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敢立朱高煦为太子了,只是实在不看好朱高炽,朱棣找不到立其为皇太子的充分理由。
 几天之后,解缙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充分的理由。他在一张《虎彪图》上挥笔写道:“虎为百善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而这张《虎彪图》也确实画出了百兽之尊老虎父子相亲的动人情状,再配以解缙的题词。朱棣看了果然感同身受,最终做出立朱高炽为皇太子的决定。

  只是解缙没有想到,圣心最足难测。他极力将朱高炽从世子推到皇太子位置上的这一举动,随后就为其带来了太子党党魁的隐身份。不仅朱高煦对其恨之入骨,朱棣也有意无意间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个人,为什么和朱高炽走得这么近呢?

  永乐五年,解缙的人生走到了拐点上。他突然被朱棣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理由是“泄禁中语”、“延试读卷不公”。当然这些所谓的理由都仅仅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原因是——朱棣的猜疑心起来了。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朱棣出于平衡的考虑,又给了朱高煦有别于寻常藩王的待遇,“礼秩逾嫡”。朱棣将朱高煦封国云南,却对其拒不就封听之任之,任其留在京城,甚至同意让朱高煦的儿子去朱高炽监国所在地南京,对其实施秘密监视。朱棣如此作为,解缙当然忧心忡忡,他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皇上这样做,是开启争端啊,万万不可。但此时的朱棣却以为解缙是在离间其父子关系,是代表太子朱高炽的利益说话,他当然要狠狠打击。朱棣在将其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后不久,又追贬解缙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右参议,让他到越南待着凉快去。

  三年之后,已过了不惑之年的解缙做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从而直接将自己逼上绝路。那是永乐八年,解缙从广西八京(南京)奏事,需要面见朱棣,可当时朱棣因为北征而不在京师,解缙眼看要失望而归,便擅自决定去谒见皇太子朱高炽。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欠妥的,因为容易授人以柄。事实上朱高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确实加以利用了,他向父亲朱棣告状说:“(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朱棣震怒之余颁旨,将解缙下狱。

  解缙在永乐九年下狱后,朱棣对其一直不管不问,直到五年后的永乐十三年正月,锦衣卫纪纲上报囚犯名录,朱棣慌如隔世地看见解缙的名字赫然在列,才意味深长地问了声:“解缙还活着?”几天之后,心领神会的纪纲便找机会将解缙灌醉,然后将他扔到冰天雪地的郊外,于积雪中活活冻死。这位《永乐大典》的总编修至此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年,他47岁。随后,解缙家被抄,妻子、宗族都被流放辽东。

  看一代才子解缙的生命简史,我们终于发觉,他最后之所以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实在是因为和皇太子朱高炽走得太近。或许他是出于公心,但在朱棣心目中,并非如此。朱棣与其说是在无情打击自己曾经的宠臣,例不如说是在防范,警告太子朱高炽可能的权力染指。在这个过程中,解缙身不由已地成了朱高炽的牺牲品,并且牺牲者不仅解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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