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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大兴文字狱

来源:网络 点击: 时间:2017-06-21

雍正终于当上了皇帝,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文字狱。 严政雍正当上皇帝几年之内,就将皇权归于一身,不容外戚勋臣染指,加上密折制度使他在管理臣民方面更是游刃有余,一扫康熙皇帝时的“宽仁”政治,而是实行自己的“严猛”统治。

对于雍正的严猛,有他本人的话为证。雍正在批奏折时写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虽然他也讲了“宽”,但归根结底是要“严”。雍正即位之初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就是他君权至上思想的表露,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而制造文字狱则是他对反对派极端报复的首选手段。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授书案,最终导致了耸人听闻的吕留良文字狱。

案发曾静,湖南秀才,经过仔细地思考,他觉得汉人出身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封疆大吏,认为借岳钟琪的势力反清是一件有可能的事。于是,曾静派张熙前去投书岳钟琪,而岳当时被朝臣同僚所诽谤,心中惶惧不安,正愁没有向雍正表明忠心的机会,便马上上奏雍正,同时对张熙动刑拷问。张熙则是“拷打昏厥,坚不吐口”,岳钟琪于是改变对策,礼待张熙,表示自己愿意与他联合反清。张熙信以为真,供出实情。

由此为线,雍正得知曾静等人为他定的十大罪状,即“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盛怒中的雍正沉住气,极力安抚岳钟琪。同时派刑部侍郎奕禄,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到湖南审理曾静一案。曾静供出他的思想来源于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观点,这一下子,雍正的精力便集中在这件案子上了。

这案中涉及的人牵一挂五,拉三携四,他们的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牵涉的地域之广也无它可比。而雍正的大臣们认为“若非由内及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天下之言论为可信?”他们认为这些民间的传说来自官场,其本源必定在宫廷大内——就是雍正的对立面。结果是什么人都受到怀疑,就连流放的犯人也成了传播这些隐秘的嫌疑犯。由于曾静特别推崇吕留良,而吕留良是顺治十年即1653年中的秀才,后因悔恨猎取清朝功名,在康熙五年即1666年弃掉功名。康熙十八年,当时的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他,他誓死不就。

第二年吕留良又被人举荐,他仍旧不理睬,因此名气很大,享有“东海夫子”之称。吕留良对清朝不满,尤其不以效忠夷狄政权为荣,他还开办学堂,教育自己的弟子站稳华夏的民族立场。因为吕留良这个坚定的立场,又因为他的理学家声望,所以当时有许多人投拜到他门下,大有“穷穷晚进有志之士,风闻而兴者甚众”之势。 一个早就作古的顽固文人还有这么大的影响,由不得雍正用猛刑对待吕留良一案。

雍正八年即1730年十二月刑部提出结案的议文,雍正将此议文交给各个省讨论,并下令焚尽吕留良的所有著书。雍正又命大学士米轼等人批驳吕留良的著书讲义、语录。 猛刑雍正十年,这个案子才正式定案,判决将吕留良及其儿子、当时已故进士吕葆中、已故吕留良学生严鸿逵戮尸枭示;而将吕留良活着的儿子吕毅中、学生沈在宽斩首示众;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遣送到黑龙江宁古塔给披甲人戍边士兵为奴,女的为军妓,男的为杂役。案中被牵连的黄补庵已死,妻妾子女给人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三千里。

而为吕留良著作刻书印刷的人车鼎臣、车鼎贲,以及于吕留良交往人的,收藏吕留良书籍的人,均被处死。吕的门人有的被革去举人、监生、秀才功名的,有的妻子被流放千里之外,吕留良学生的学生,吕留良的同乡也丢官的丢官,丧命的丧命。当时引发此案的曾静,张熙二人一直在家候旨,还幻想着为雍正洗清罪名,被雍正重用,哪里想到雍正想都不想,便杀了这两个人。

莫谈国事由此开始文字狱一起接一起,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标签: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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